Monday, July 6, 2009

总是因为“煽动”

去年拉萨发生暴动,官方在第一时间鉴定出事件的性质:由达赖集团煽动并精心策划的暴力事件。今年乌鲁木齐发生暴动,官方再次在第一时间鉴定出事件的性质:由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指挥煽动并由境内具体组织实施的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犯罪。

到今天我也没看到达赖集团"煽动"去年暴力事件的证据,只有这句指控,被重复了一千遍。至于是否会有热比娅集团指挥并煽动此次暴力事件的铁证,我且拭目以待。你指控某某集团策划这么大个流血暴动死了那么多人,总不能信口雌黄吧。

然后我发现,发生在中国的群体事件似乎都有一个特点:发生在西藏,那一定是"达赖集团"策划并煽动的;发生在新疆,"热比娅集团"策划并煽动的;发生在中国内地,境外"敌对势力"(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策划并煽动的。

这种对事件的定性隐含着一个潜在信息:中国内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民族和谐,官民一家,人民绝对不会闹事,一旦闹事都是由于"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造成的

话说一起群体事件中的"煽动因素",就好比引发一场大火的那根火柴。为什么在十二月的冰天雪地里划一百根火柴也没事,在六月炽热的艳阳下,一点火星子就能烧掉一整片森林?

在去年瓮安事件中,贵州省委石宗源做出这样的反思:"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

难道对发生在去年西藏、今年新疆的暴动就没有一点点启发吗?

12 comments:

  1.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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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我煽动你去砍杀隔壁邻居,你会去吗?

    你不会,因为你们无冤无仇,而你也是个有理性的人。只靠煽动就能成那么大件事,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事,就像是贵州省委书记说的那样,背后总有深层原因,就好像消防隐患一样,不去探讨那些更严重的问题,而只局限“是谁划了火柴”,那么这样的悲剧只会不断重演。

    更何况,“煽动”实在只是一家之言,如果有证据,我也愿意详细,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我不能不对这些说法抱着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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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更正一下,“更何况”那一段里,我指的是将前次事件完全归咎于达赖的煽动,和今次事件完全归咎于热比娅的煽动,这种说法,到目前全无证据。这次甚至是在骚乱还未平息的时候,就立马做出了定性,仅仅因为热比娅说过“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到现在我也没看到这两句话的上下文。如果您知道他们煽动此次事件的铁证,不妨也告诉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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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乌鲁木齐几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骚乱;暴徒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最大的杀伤,您老觉得这是自发的、无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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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目前官方报道的是,一开始在人民广场有维族人在示威(部分人表现得很暴力)。政府去处置的时候爆发冲突,开始了对峙以后,骚乱才爆发到了其他地方(解放路、大巴扎、新华南路、外环路等)。并没有说乌鲁木齐从一开始就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骚乱,连官方媒体都没这么说过。

    暴徒拿有凶器,人数众多,袭击的又是毫无防备的路人,当然不难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杀伤。

    而且什么叫有组织?韶关事件中已经有了谣言,传到新疆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很有可能就是谣言走了样子(据亲临现场采访的记者说部分维族依然相信在广州有400个维族死亡),激起一些维族人的愤怒,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又一散播,一呼百应,火就点燃了。

    瓮安事件有没有组织?没有组织为什么瞬间聚集那么多毫不相干的老百姓?石首事件有没有组织?您的问题也可以拿去问这些内地的群体事件。但是在内地问题上,即使是官员也可以做出反思,知道煽动那么一大群人(还莫说是要造成流血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背后必有深层因素。

    我的重点就是说,背后这些深层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要说服你,这事没有人煽动。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目前还没看到有力的证据。如果有,当然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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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5﹑藏族精英恩將仇報

    城裡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經漢化西化了。他們愛吃大米﹑川菜甚於糌粑﹑羊肉﹐愛喝啤酒﹑可口可樂甚於青稞酒﹑酥油茶﹐愛穿西服﹑牛仔褲甚於羊皮袍﹐愛點電燈甚於酥油燈﹐愛用自來水甚於河水﹐愛乘汽車﹑摩托車﹑飛機與騎自行車甚於騎馬﹐愛燒煤氣灶甚於牛糞﹐愛看西醫甚於藏醫﹐愛學漢語文﹑英語文甚於藏文(為了經商賺錢)﹐愛住西式鋼筋水泥公寓甚於石木藏房﹐愛用沙發﹑大衣櫥甚於藏凳﹑藏櫃﹐愛跳迪斯科甚於踢踏舞(藏族民間舞﹐跳時腳不離地﹐反復搓動﹐踢踏有聲)﹐愛聽愛唱港台流行曲甚於藏族民歌﹐ 愛去歌廳﹑舞廳甚於寺廟﹐愛看電視﹑電影﹑錄像甚於轉經拜佛……他們享用的這些現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錢和漢族進藏專業人員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們用自己的血汗與智慧創造的。這樣一來﹐他們和中國政府及進藏漢人就難分難舍了。正因如此﹐他們就更加仇恨中國﹑嫉恨漢人。因為他們受過中國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會聽達賴和西方電台﹐會喊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的口號﹐曉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獨立國家﹐中國用武力霸佔了西藏﹐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毀滅了西藏文化﹐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還派出那麼多漢族專業和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發電廠﹑輸電網﹑電視台﹑電視轉播網﹑電影院﹑醫院﹑學校﹑商場﹑舞廳﹑歌廳﹑賓館﹑錄像館﹑公寓樓﹑自來水廠﹑公路﹑機場……這不是殖民主義又是什麼﹖何況進藏漢族專業人員還拿和藏族職工一樣的高薪和津貼﹐穿的用的比藏人還洋氣﹐業務與技術比藏人還好﹐新名詞﹑新花樣比藏人還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氣活現﹐叫我們藏人怎麼氣得過(請回憶前文所述班禪的毫無自知之明的嫉妒心與攀比心)﹖我們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漢人都趕出去﹐把西藏變成藏族的一統天下。我們有達賴喇嘛做領袖﹐達賴喇嘛有美國支持﹐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西藏獨立了﹐美國會給我們比中國政府給的財政補貼更多的錢 ﹐讓我們生活得比現在更富裕﹑更現代﹐就像我們從電影電視裡看到的美國人那樣﹗----以上的話並不是我憑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與藏族同事長期共事中聽到﹑觀察到﹑體驗到的藏人特別是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這也就是《天葬》所說的“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11)的由來。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號﹐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屬疑問。中國政府對藏族學生在高考中一向實行優惠政策﹐1983年西藏高考錄取分數線對藏漢考生分別為100分和200分﹐相差一倍。有個藏族考生六門課總分僅為60分﹐也被錄取為大學生(12)。1986年至1991年西藏對少數民族考生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僅為200分﹐而同年其他省市的錄取分數線都在400分以上。1989年西藏大學錄取的數學專業36名新生中﹐數學最高分為51分﹐最低分為12 分﹐平均26分(13)(按100分為滿分﹐60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數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學質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發達的拉薩市﹐1989年中小學畢業生考試成勣如下(14)﹕

    類別 漢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學畢業匯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統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昇學考試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統考 25.7 3.9% 9.5  0.0%

    據在西藏工作過30年的一位教師朋友告訴我﹐藏族學生的數理化生(物)成勣普遍很低。1990年高考時﹐西藏共有345名少數民族(絕大部分是藏族﹐此外還有西藏當地的門巴族﹑珞巴族等)考生報考理工醫農類﹐占全部少數民族考生934人的37%(63%報考文科)。這些理科考生的數學平均成勣為18分﹐物理為16分﹐化學為20分﹐生物為16分(15)。學校只好降低錄取分數線﹐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錄取為大學生。從表面上看﹐這是藏文沒有科技詞彙所致。1980年以來﹐自治區教育部門花大力氣編譯藏文中小學教材﹐為此創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詞彙﹐所以才能在拉薩市的中小學裡開設藏文班。然而造詞並不是簡單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過程。這些藏文教材裡科技詞彙表意的準確度及教材的編寫質量都大成問題(前文已詳述)。從深層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所以藏族學生大都避難就易地報考文科﹐報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年西藏高校少數民族教師共有185人﹐其中教授數理化的僅佔 8.65%(16)。不學數理化就無法培養理性思維﹐從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更難糾正﹐西藏文化至上主義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師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學的漢族教師大都是兩年一換的內地各大學援藏教師﹐難有穩定的統計數字。1987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數民族教師185人﹐無一畢業研究生﹔大學本科畢業生有66人﹐佔總數的36%﹔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有119人﹐佔64%。西藏各中專共有少數民族教師218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生有 70人﹐佔總數的32%﹔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148人﹐佔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數民族教師81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的36人﹐佔總數的44%﹔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45人﹐佔54%(17)。經過十年發展﹐有大學文憑的少數民族教師大為增加了。然而他們大多數是由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高中﹑中專與大學教師培養出來的。不難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進校的藏族學生在如此低質量的教師教育下畢業時專業水平如何﹐然而他們都被當作大學生畢業生和畢業研究生分配工作。由於中共高度強調培養藏族幹部﹐他們大多很快被提拔為官員﹐領導許多漢族業務幹部。又不難想象﹐面對有真才實學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他們的心態如何。他們在內心深處自然明白自己的業務水平遠遠不如自己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但為了維護自己及藏族的面子與尊嚴﹐他們又要擺出比漢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樣高明的樣子﹐結果不免經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惱羞成怒之餘﹐他們恨不得把漢人全部趕走﹐那樣就再也無人和他們比較﹑出他們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漢人﹐越要鬧獨立。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寫道﹕“電視裡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成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輕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18)” 由此可見﹐缺乏理性思維不僅妨害藏族精英學好自然科學﹐還妨害他們學好社會科學﹐使他們難以具備一個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起碼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常識。那位藏族大學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40多年前就脫離“東印度公司”獨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國還落後﹑貧窮﹐他單憑他在拉薩街頭看見的印度﹑尼泊爾富商與富有的歸國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達賴如把西藏賣給英國西藏今日就會像印度一樣“發達”的結論﹐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週都是高聳入雲的雪山﹐拉薩就像一口深井﹐從井底看世界﹐不免會產生井蛙觀天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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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共優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結果適得其反。他們低估了西方與達賴宣傳的影響﹐也忽視了人性的某些暗區。《天葬》說﹕“奇怪的是那些從小被送到中國內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學’和‘民族學院’的藏人﹐往往反漢情緒最強﹐而且越在中國內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學﹐學歷越高﹐越有西藏獨立的意識。(19)” 一點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中國政府雖然千方百計地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彙﹐編篡藏文數理化詞典﹐編譯藏文中學教材﹐由於翻譯人員的素質太差 ﹐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至於大學理工醫農與社會科學的詞彙﹐在藏文裡一概闕如。那麼無論在西藏的大學﹐還是在北京的大學﹐都只能用漢語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課程。藏族學生本來就缺乏理性思維﹐再用非母語的漢語文學習﹐困難自然比漢族同學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將藏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降低一半﹐然而這樣反而更糟糕。藏族學生入學後一開始就落在漢族同學後面﹐大多數直到畢業時都趕不上去。雖然漢族老師與同學受紀律約束﹐不敢嘲笑他們﹐他們自己心裡就很不好受。如果現在還是“遣唐使”時代﹐他們只會更加欽佩﹑崇敬漢文化﹐更加虛心﹑謙恭地學習漢語文。因為那時東亞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發達。然而當今世界乃是信息時代﹑人權時代與文化相對主義風靡的時代。當他們從西方與達賴電台及其他渠道的宣傳聽說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侵略了西藏﹑消滅了 120萬藏人﹑毀滅了偉大悠久光輝燦爛的西藏文化﹑把西藏變成了殖民地﹐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嚴厲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世界頭號強國支持西藏獨立時﹐他們就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漢族老師與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為藏文化比漢文化落後﹐而是因為受到了中國殖民主義的歧視壓迫﹐只有西藏獨立了﹐我才不會受漢人的歧視壓迫。於是他們變成了西藏獨立的堅決擁護者﹐中國與漢人不共戴天的敵人。

    這種情形頗類我在文革中的見聞。文革前幾年﹐毛澤東大力推行階級路線﹐中國各大學不得不降低錄取分數線﹐招收了許多學習不好的貧下中農子弟。他們入學後功課趕不上﹐在領導﹑老師與同學特別是學習好出身不好的同學面前抬不起頭。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教導他們﹐文革前中國所有的學校都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他們頓時歡喜若狂。因為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領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老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同學(剝削階級孝子賢孫﹑黑五類﹑狗崽子)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腦子笨﹐而是因為我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為了反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迫害﹐他們便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瘋狂地虐待﹑折磨﹑侮辱與迫害黨委領導(放低錄取分數線把他們招進大學的恩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與眾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學習很好的同學。可見恩將仇報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區﹐並非藏族獨有﹐特別是當有極其強大的權威以某種極為崇高的理論與口號大肆煽動的時候。這些在內地的藏族學生的心理狀態與文革初的某些漢族貧下中農大學生的何其相似﹐只不過是將毛澤東的教導換成了西方與達賴的宣傳﹑將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換成了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而已。

    使藏族學生心理失衡的因素遠不止學習一項。單說漢地大都市的繁華就足以令他們由震驚﹑艷羨發展為失落﹑自卑﹐因為他們讀完書就必須回西藏﹐不可能終身享受那種繁華(現任西藏自治區文教書記丹增曾為復旦大學末代“工農兵學員”﹐他在畢業時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見藏人對漢地大城市的艷羨與留戀)。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這種失落與自卑感就越強烈。失落自卑到極點就會產生逆反心理(阿Q就經常由極度的自卑轉變為極度的自尊﹐當別人嘲笑他頭上的癩瘡疤時﹐他就說 ﹕“你還不配”。國學大師辜鴻銘則說﹕西方人嘲笑中國人髒﹐中國人就是髒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國女人纏小腳﹐中國女人就是纏小腳纏得好)﹐這時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為他們的心理武器﹐強烈的失落與自卑就變成為對中國與漢人的瘋狂嫉恨與仇視。許多來美國的漢族留學生與訪問學者也經歷過類似的心理歷程﹐只不過將嫉恨的對象由中國與漢人換成美國與白人而已。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還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來某些漢族女同學的好奇。幾番交往後﹐前者便試圖向後者求愛﹐結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會被拒絕﹐根本不敢啟齒﹐只在心裡暗自煎熬。無論是公開被拒還是暗自煎熬﹐都被當事者視為奇恥大辱﹐都會引起極端自卑﹐於是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了使極端自卑逆反成瘋狂嫉恨與仇視的酵母。

    其實這類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發生。在西藏各單位裡都有一批業務能力強的漢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們才被派到西藏去)。這就引起藏族同事與上司的嫉妒。這種同行嫉妒與平庸上司對能幹下屬的嫉妒在漢族內部也司空見慣﹐但在西藏卻會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轉變成民族仇恨與獨立訴求。

    又如西藏各單位的漢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內地探親三個月(這也成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樣帶薪離職探親﹐雖然他們的家屬就住在本單位的公房裡)﹐他們回到單位時﹐就會帶回來許多新玩意﹑新花樣﹑新知識與新話題﹐諸如時裝﹑皮鞋﹑家電﹑錄像﹑CD﹑化妝品﹑流行歌曲﹑流行畫報﹑都市趣事﹑明星軼聞等﹐這些自然也會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與艷羨。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東西和羊皮袍﹑邦錦﹑卡墊﹑酥油桶﹑經幡﹑瑪尼堆﹑歡喜佛﹑轉經﹑神話﹑藏戲等並無高下好壞之分。可惜絕大多數藏人並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無法超脫於“他媽的漢人就是比藏人文明﹑先進”的錯誤觀念。於是產生失落自卑感﹐然後被西方與達賴的煽動逆反成民族仇恨與藏獨訴求。

    再如西藏的漢族職工只能生一個孩子﹐又善於安排生活﹐經濟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卻生了兩個或更多孩子又不善於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於是這也成為嫉恨的原因﹐而對漢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很容易發展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響往。

    甚至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也成為漢藏矛盾的原因。本來西藏的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待遇﹐連中央照顧不適應缺氧的漢族職工的缺氧津貼﹐天生適應缺氧的藏族職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卻認為中央的財政補貼是給藏人的﹐漢人到西藏來是來同藏人搶奪中央的財政補貼(我就親耳聽到這樣的話)。漢族職工自然不服﹐他們中大部分是專業人員﹐在內地也不愁找不到飯吃。他們自願或被迫到西藏來﹐本是為了向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為此他們在個人健康與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犧牲。藏人不僅不感激﹐反而說他們是來搶藏人的飯吃 ﹐並時時處處壓漢人一頭﹐更何況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本是全國漢族的血汗﹐說起來進藏漢人更有優先權。漢人自然不敢把這話說出來﹐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於是更加嫉恨漢人﹐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又變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嚮往。----有人可能會問﹐西藏獨立了﹐ 中國政府就不會給財政補貼了﹐藏族精英會不知道﹖如前所述﹐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美國如此關心西藏人權﹑支持西藏獨立﹐西藏獨立後﹐美國一定會送更多的錢給西藏﹐讓他們生活得更富裕更現代(不要忘記藏人的思維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話--宗教思維﹐最善於幻想)。

    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成了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機推波助瀾﹐利用民族主義肢解了南斯拉夫﹐間離了捷克斯洛伐克﹐還想以此分裂中國﹐西藏便成為他們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動下﹐西藏的許多精英產生了幻覺﹐似乎西藏一獨立﹐他們個個都能當上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到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中國政府給他們的官再大﹐也超不過省(自治區)級﹐哪有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威風﹑榮耀﹑過癮﹑瀟灑﹖

    注釋﹕

    (11)《天葬》﹐7頁。

    (12)賴存理﹐《藏族智力開發之我見》﹐《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

    (13)(14)大羅桑朗杰﹑房靈敏﹐《西藏數學教學的特點﹑問題與發展對策初探》﹐《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15)吳德剛﹐《中國西藏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理論研究》﹐雲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95年﹐106頁。

    (16)(17)包智明﹑蘇日娜﹐《西藏自治區民族教育分析》﹐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 ﹐1997年。

    (18)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34頁。

    (19)《天葬》﹐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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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6﹑倒過來的種族歧視

    《天葬》舉了很多諸如漢人不願與藏人同座之類的例子﹐證明西藏問題起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20)﹐這個觀點與達賴喇嘛如出一轍。他們都迴避了如下事實﹕自 1980年以來﹐中共在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生育﹑社會﹑司法各方面實行抑制漢人優惠藏人的政策﹐並讓藏官掌握了絕大多數單位﹑部門的實權。即便是少數掌實權的漢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嚴厲節制﹐對藏人也萬事讓三分。所以今日西藏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都不是漢人歧視﹑壓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視﹑壓迫漢人。絕大多數在藏漢人已變成了二等公民﹐他們即便在心底裡歧視藏人﹐也不敢表露出來﹐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對藏人更是萬事讓十分﹐所以會有那麼多進藏大學生放棄工作﹑戶口逃離西藏。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文聯主要領導還是漢族(“老西藏”)﹐卻也受儘了藏族上司與藏族同事的氣。漢族上司雖然同情我﹐其官職也比欺負我的藏官大﹐卻對我愛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飛揚跋扈﹑目空一切﹑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藏官。在藏官當權的單位﹐漢人的處境更為悲慘﹐ 時時處處(分工﹑提幹﹑昇級﹑評職稱﹑分房﹑分福利﹑去內地出差﹑報銷﹑請假等)受到歧視﹑刁難﹑排斥﹑打擊﹐年輕漢女還會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騷擾。

    王力雄從未在西藏的任何一個單位工作過﹐所以從未嘗過被藏人倚仗權勢欺負的滋味﹐也沒有機會看見那種場面。他在西藏接觸了大量在藏漢人﹐而有西藏戶口的漢人大部分是為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的專業人員(有的也有一官半職﹐但無實權)及其家屬。他們進藏時曾經披紅褂綠﹑敲鑼打鼓﹐被譽為“建設邊疆﹑振興中華”的英雄﹐到了西藏卻變成了受藏官奴役與壓迫的現代奴隸﹐自然是一肚子氣。他們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發牢騷﹐於是王力雄滿耳朵都是漢人嘲笑藏人的話。他從文化相對主義出發﹐認為漢人發牢騷時描述藏人落後愚昧的話都是種族歧視﹐卻看不到藏幹(包括藏官與一般藏幹即公務員)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他把漢藏關係緊張片面地歸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既不公平﹐也不合實際﹐未能揭示西藏問題的實質。

    當然﹐在西藏的漢人免不了會有文化優越感﹐即便不敢公開流露﹐也足以讓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覺察。正如王力雄發現的﹐藏農牧習慣於隨地大小便﹐他還引用吳忠信的話說拉薩市民也有這樣的習慣(21)。至今拉薩老城居民也還保留了這樣的習慣﹐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從文化相對主義來說﹐這種習慣無所謂文明或野蠻。從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來說﹐藏農牧在荒原上隨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當藏農牧在拉薩新區的商業街上隨地大小便時﹐就難以用“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只要當事人自己覺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觀點並不重要(22)”來辯解。因為這種行為已經影響了公共衛生﹐侵犯了別人即“局外人”的人權(享有良好的環境也是人權)。1983年3月胡耀邦發起“文明禮貌月” 活動時﹐拉薩市政府發出佈告﹐禁止在拉薩市內隨地大小便﹑隨地吐痰等﹐還組織藏族小學生上街宣傳。結果差一點引起人命案﹕有個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時被小學生發現﹐後者上去勸阻時﹐前者竟拔出刀來揮舞﹐嚇得後者四處逃奔。當有個漢人把這事當作笑話說時﹐我注意到未讀過大學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讀過大學的藏人眼裡露出憤怒的神情。後者自然明白隨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為﹐覺得那個藏族牧民在漢人面前丟了藏族的臉。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隨地大小便的漢人。這一方面說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體感與榮譽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狹隘與缺乏反省精神。

    也許王力雄會說那個把此事當笑話說的漢人是種族歧視。無庸諱言﹐絕大多數在西藏的漢人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他們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種事物與現象﹔就像美國人一貫用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和中國的各種事物與現象一樣。美國人還理直氣壯地聲稱﹐他們的價值觀念是人類公認的價值觀念。這裡暫且不討論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隨地大小便與人類公認的衛生﹑環境﹑法治與人權觀念的關係。單說按照心理學﹐用自己的價值觀念評判他人是人類的共性與本能﹐連兒童都是如此。如果說漢人用漢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就是種族歧視﹐那麼藏人用藏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也是種族歧視﹐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評判其他民族時都在搞種族歧視。換言之﹐人類的天性就是種族歧視。將種族歧視的定義寬泛到如此地步﹐的確是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可以用來打擊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問題上﹐則可隨心所欲地打擊漢人﹐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漢族對藏族的種族歧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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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讓我們來看看美國學者對“歧視”(discrimination)的定義﹕“任何剝奪特定集團的公民權利的行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種族歧視當然是“任何剝奪特定種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種族歧視是一種行為﹐不是思想與言論。第二﹐被視為種族歧視的行為指的是剝奪公民權利﹐不是其他。上述學者對“種族主義”(racism)的定義是﹕“認為一個種族的人的智力或其他品質比其他種族的人要高。有關專家特別關切的是政權化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滲入到社會機構如教堂﹑學校﹑政府和商務。它使少數民族的成員難以參與社會和取得進步。” (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種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思想﹐但他們強調的仍然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從《天葬》所列舉的一些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的例子看﹐有的確實是種族歧視﹐如在咸陽火車上漢族女學生拒絕與藏人同座﹑在青海漢族司機要漢藏乘客分座之類(在西藏自治區恐怕漢人就不敢那樣做)﹔有的卻很難說﹐可能是因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寧賓館裡聽一藏區漢官說﹕“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頂小喇嘛溝子不犯罪。”還說﹕“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雞交配 ﹐不禁拍著巴掌大笑起來﹐他這下可找到辦法解決喇嘛的性欲了。從此就有了‘雞姦’的說法。”王力雄評論道﹕“那位官員對這種下流笑話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信以為真﹐津津樂道﹐我想就在於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過歧視的眼鏡看西藏。雖然紀律約束使他不會把這種歧視公開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思維﹐也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在藏區工作的決策和行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廟裡確實普遍存在同性戀。1966年我去北京串聯時﹐在中央民族學院看到藏族學生寫的大字報﹐揭發十世班禪喜歡雞姦小男孩﹐並譏之為 “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於中共的禁欲主義政策﹐那時的青少年極其缺乏性知識﹐如果事出無因﹐他們怎麼想象得出那樣的事呢﹖我當時根本看不懂。無獨有偶﹐平叛民改時﹐林田也在山南一個寺廟裡發現﹕“叛匪在時﹐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輕喇嘛﹐年輕喇嘛不從﹐被用刀子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 ﹐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25)。戈倫夫也說﹕“雖然同性戀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在僧人中間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間幾乎沒有這類事情發生。在格魯派(即由宗喀巴開創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黃教----引者)同性戀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趨勢。有報道說﹐對同性戀甚至給予了鼓勵﹐因為這證明有關的僧人是‘獨身的’----意指沒有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當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職的格魯派僧人就和異性有性關係。”他還說﹐“鐵棒喇嘛”(寺廟裡負責治安的喇嘛 ----引者)“為了雞姦而綁架男孩﹐這類事件經常發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結隊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倫夫的資料來源﹐都是在舊西藏住過很長時間的歐洲人﹐如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即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國駐拉薩代表黎吉生﹐他們都會說藏語﹐出版了回憶錄﹐被西方稱為“西藏通”﹐可見西藏喇嘛盛行雞姦確是事實。王力雄可以說﹐在西藏文化裡雞姦不是罪惡或壞事﹐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那個漢官不應從漢族的道德觀出發嘲笑喇嘛雞姦。但他不能說﹐那個漢官出於種族歧視﹐對漢人捏造出來的醜化藏族的“下流笑話”“信以為真”﹐“津津樂道”。因為那個“下流笑話”的確是事實﹐ 所以也談不上是種族主義。

    更重要的是﹐那個漢官只是在私人場合把這個真實的笑話告訴了另一個漢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不能被解釋為剝奪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因而根據美國學者的理論﹐這不能算是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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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王力雄還說﹕“至於倫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漢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觀念雖然開放﹐但是用色相去換取金錢卻被他們視為極端羞恥的事﹐而已經‘市場化’了的漢人﹐早已經步入‘笑貧不笑娼’的境界﹐當妓女掙錢自然也就是漢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話。賣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之一﹐連古羅馬都盛行嫖妓。在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代中國﹐尚未“市場化”的漢族中也有的是妓女與男妓。藏族就那麼聖潔嗎﹖我親耳聽一位藏族老作家說過﹐舊西藏拉薩街上甚至有流浪藝人為了小費而當眾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薩時經常聽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傳聞﹐那時漢族流民尚未大量湧入西藏。紀實文學《神秘雪域》記錄了一個藏人的話 ﹐也講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薩騷亂紀實》則寫到了一個被八廓街派出所以賣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還說﹕“我親自聽到過一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這樣表達他的民族觀﹔‘人都有人性和獸性雙重性﹐區別在有的人性多﹐有的獸性多。先進的民族人性在獸性之上﹐落後愚昧的民族獸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對付劣馬的方式就是用鐵夾子夾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實。’那位高級軍官參與了1989年拉薩戒嚴的指揮。可想而知﹐ 他這種‘哲學’會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書中引用過1934年被噶廈政府剜眼的原藏軍總司令龍廈對1939年隨吳忠信去拉薩的國民政府官員朱少逸的談話﹕“西藏當政者愚昧無知﹐ 吳委員長與之講道理講客氣﹐直如對牛彈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頑皮之學童﹐老師仁愛優容﹐於是學童濫交害友﹐日趨放縱﹔一旦老師赫然震怒﹐饗以馬鞭﹐ 則學童又安分如初矣﹔試觀自尼波爾人來藏﹐拉薩即成為尼波爾人之勢力﹔英國人來藏﹐拉薩即成為英國人之勢力﹔今中央主管大員來藏徹底解決藏事﹐實易如反掌耳﹗(30)”

    細品龍廈對藏族性格的分析﹐與那位中共高級軍官的 “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此話出自藏人龍廈之口﹐王力雄總不能說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吧﹖那麼﹐他們在相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不約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說是出於偏見﹐而是對客觀存在的事物本質的真知灼見。再說﹐那也只是那個中共高級軍官在私人場合對另一個漢人的言論而已﹐並未構成剝奪公民權利的種族歧視的行為。拉薩戒嚴的確是一個政治行為﹐下一章將證明﹐導致拉薩戒嚴的騷亂即便放在美國也會遭到嚴厲鎮壓的﹐1992 年4月布什總統派兵開槍鎮壓洛杉磯黑人騷亂就是一例。雖然洛杉磯的黑人也打著“反對種族歧視”的旗號﹐至今還沒有人指責布什總統侵犯人權或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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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假如有漢人說漢人比藏人能幹與勤快﹐王力雄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然而戈茨坦卻發現﹕“在西藏的漢人相當吃苦耐勞。甚至那些激進的西藏民族主義分子寧願僱佣漢人而不是藏人﹐因為漢人的工錢低而又省卻不少麻煩(比如﹐漢人在工作期間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傳統的禮物青稞酒)。(31)”有個藏族作家也告訴美國記者Lena H, Sun說﹕“甚至藏人也寧可僱佣漢人﹐因為漢人更能幹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會說﹐在西藏文化裡能幹與勤快不是美德﹐無能與懶惰也不是缺陷。根據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透過歧視的眼鏡去看待藏人﹐用美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會發出那種污衊藏人的報道。不過根據上述報道﹐似乎對漢人與藏人作出上述價值判斷(漢人比藏人更能幹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而是他們所採訪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種族歧視藏族自己﹖再說﹐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美國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與教授。想必他不會不懂什麼叫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顯然他認為客觀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國價值觀是負面的地方﹐並不算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否則天下就沒有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了。

    那麼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呢﹖ 當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漢優藏政策﹐這是不折不扣的針對漢族的政權化了的種族主義。即美國所謂的“倒過來的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這種政策經各單位的藏漢官員執行﹐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與部分剝奪漢人的公民權利的行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同工同酬---- 包括福利﹑醫療﹑陞遷----的權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機會的權利﹑不受性騷撓的權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領導自治區黨委書記雖然是漢人﹐但他受中央的節制﹐ 也不得不執行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漢人(哪怕是漢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場合對別的漢人發發牢騷﹐根本不敢在實踐中違反這種政策。相反﹐他們自己都是這種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對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視而不見﹑不置一辭﹐卻對漢人私下裡發的牢騷大加撻伐﹐並將其誇大成西藏問題的根源﹐可謂本末倒置。

    王力雄還舉了一個兵站放電視的例子﹕“只要一開電視﹐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攜家帶口一起來﹐把電視房擠得滿滿。他們聽不懂漢話﹐無須保持安靜傾聽﹐彼此大聲地喧譁議論電視畫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鬧﹐兵站的人也看不成電視。開始兵站的人裝作關掉電視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這種把戲﹐關電視也不走﹐除非停掉發電機。電視必須靠發電機看﹐發電機聲音成了一種信號﹐無論何時只要一響﹐週圍藏民就自動到兵站集合﹐等著開電視。兵站曾經關閉大門不讓人進﹐藏民卻善於翻牆﹐不但擋不住﹐為了報復這種不友好的舉動﹐還會從外面把兵站大門反鎖﹐不讓兵站的人出入。為了看電視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與藏民打過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敵眾。如果事鬧大了﹐變成軍隊與地方的矛盾﹐也是對軍隊的處分重﹐所以兵站就乾脆不發電也不開電視了。”不過這一次﹐王力雄沒有把這事歸罪於漢兵的種族歧視﹐他很寬大地說這是“文化上的相互誤解和習慣上的相互不適應更準確”。不過他仍然認為漢人必須為“我們已經習慣的自我意識和權利計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漢兵應該天天開放這種令雙方都看不成的電視(藏人聽不懂﹐漢兵聽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 不知是否願意讓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鄰居天天擠滿他家看電視﹑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雖小﹐卻頗能說明問題。它形象地證明了中共的抑漢優藏政策使解放軍都變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負也只有忍氣吞聲的二等公民﹐這與王力雄反復論證的漢人在西藏歧視藏人的結論剛好相反。如果把這件事放在美國﹐又會怎樣﹖美國天天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權的國家了。然而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一切要依法辦事。美國的軍隊並無天天招待駐地週圍的老百姓看電視的法定義務﹐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允許老百姓進兵站。老百姓也就不會產生去看電視的念頭﹐後來也就不會為此發生衝突。即使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也要按法律辦事﹐遭到法律懲處也是挑舋鬧事的老百姓﹐而不是軍人。中共為了討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漢優藏政策﹐使藏人恃寵撒嬌﹑得寸進尺﹐時時處處都要佔漢人的便宜﹑壓漢人一頭﹐ 而且永不滿足。我在西藏時發現﹐藏人借了漢族同事的錢或請後者回內地時帶買東西後常常不還錢。據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連地面都未蓋住﹐就大叫大嚷“雪災了”﹐要求中央與自治區政府撥款救濟。當中共與漢人不能或無法滿足藏人的無限制的慾望時﹐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便使他們產生了對中國與漢人的仇恨以及對西藏獨立的嚮往﹐這才是西藏騷亂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農牧倒未必會因此產生獨立的念頭﹐但在拉薩城裡﹐事情確實如此。

    注釋﹕

    (20)《天葬》﹐第10章。

    (21)《天葬》﹐381頁﹑358頁。

    (22)《天葬》﹐390頁。

    (23)Scholastic Update, Vol.121, No.15, April 7, 1989.

    (24)《天葬》﹐361頁。

    (25)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61頁。

    (26)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33.

    (27)《天葬》﹐433頁。

    (2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27頁﹔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13頁。

    (29)《天葬》﹐361頁。

    (30)《天葬》﹐115頁。

    (31)轉引自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81頁。

    (32)The Washington Post 15 September 1994.

    (33)《天葬》﹐363-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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