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y 27, 2009

关于民主、稳定、两派最大公约数的思考

这次旅行经过北京的时候,有幸跟郭怡广大哥有一段恳谈。郭大哥正在写一本有关中美关系的书,打算一改往常此类书籍所重视的外交、政策等宏观视角,而从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彼此国家与关系的看法入手。月初他看到了我写给James Fallows回应一位海外华人的email, 于是在twitter上邀约一谈。正好我也要陪友人一游北京,自然是欣然赴约。

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关于民主、左派、两派沟通、愤青、稳定、西方媒体、新闻审查、我们这一代(80后)、《中国不高兴》等等。话说真理都是越讲越明白。郭大哥问了我不少问题,有些是我早就想清楚过,随口就能阐发的,也有些问题让我感觉很矛盾。譬如说,如何调和变革、开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我十分肯定“稳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我不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党国开山鼻祖都相信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他们揭竿而起了。与自由和人的基本权利相比,稳定是一个次要目的,其实现必须是以更多其他目的的达到为前提的。在“稳定压倒一切”,与“暴力变革”之间,我相信总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今天要突然开始全民选举,实现多党制,我也相信中国会乱。然而我仍然希望中国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拥有真正的民主制度,虽不能一蹴而成,起码现在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吧?比如媒体是否可以有异地监督的权利?公款吃喝/嫖妓/洗脚/买天价烟/出国旅行等可不可以控制一下减少点民愤?暴力截访扭送精神病院的事必须得发生吗?既然民众还没有接受民主的能力,可不可以用民主启蒙教育取代(补充)爱国主义教育?……

读《中国不高兴》的时候,我注意到左派的领军人物们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反对民主的(参见其中黄纪苏的文章《2008,神鬼莫测》)。郭大哥也提到,他所接触的左派知识分子,鲜有不认同民主为最终目标的人士,他们大多只是认为“一夜之间”实现民主会造成中国的混乱,甚至可能“选出一位希特勒”。这么一说,我倒觉得跟左派在这一议题上的差别似乎并没有我想像中的大。我也不赞成一夜之间实现民主,而且我认为,恐怕也没有几个右派真的支持一蹴而就地实现民主吧。

也许可以这么说,“最终实现真正民主”这个目的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最大公约数。那么,在今日对政府适时监督与实事求是地批评,以促进来日实现真正的民主,岂非理所当然的步骤么?然而时常感觉受到来自左派攻击最密集的时候就是在批评政府的时候,不少左派似乎认为自我批评就是不爱国,就是“自我矮化”,是空谈,是“文艺腔”。当然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度简化左派的观点,毕竟左派知识分子与左派愤青不能算做是同一类人,可很遗憾的是,自从《中国不高兴》出版以来,我越来越分不清楚二者的界限了。

有时候会觉得,左派和右派骂个不停,有时候可能只是个思维顺序的分歧。右派的思维顺序是由内向外的,中国被骂了,多半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政府的确做错了,该骂);而左派的思维顺序是倾向于由外及内的,中国被骂了,他们首先从外部寻找原因(西方一些人居心叵测,该死)。事实上可能双方针对的焦点都并不是子虚乌有:政府的确负有责任,而一些西方人的确对中国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既然双方不过是侧重点不同,最终目的却都是希望这个国家好,又何必非要互相攻讦呢?

我承认这是个过于理想化的诠释和憧憬,因为实际上的状况往往复杂许多。骂战不停有时候可能根本不是基本观点分歧的问题,而是表述逻辑、交流的态度,甚至根本是个人品的问题。这个应该不仅限于左右两派间的交流,而是任何观点交流中都会碰到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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