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5, 2009

读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

建国以后至今的大陆史学著作,基本遵从了五十年代形成的毛范(文澜)近代史通史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纲,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生在新中国,长 在红旗下的几代人,阅读这一体系下的史学作品,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对近代史往往有着过于政治化的解读。毛范体系下的历史著作,通过贴阶级标签,为广大人民 群众树立了“正确”的阶级斗争史观,但在考据史料方面所下的功夫则相对不足。

正因为如此,阅读民国时期的史学著作总是有益又有趣的。此时的历史学家未受毛范体系的影响,历史作品尚保留了历史的味道——起码可以补充史料知识,更宝贵的是能提供新的角度看历史。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史学家,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山鼻祖。蒋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只有短短五万字,涵盖自乾隆末期起至孙中山逝世止的一段历 史。由于前述原因,书中提及的一些史料以及做出的一些评论,或许会让红旗下的读者感到陌生与惊讶。从阅读蒋著所感受到的观念冲击中,我也更能体会毛范通史 体系对我本人的影响。有机会想一读哈布瓦赫的社会学著作《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或许会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有更多了解。

鸦片战争因何而起?蒋廷黻虽没有明说,但他的观点似可总结为两点:一是资本主义对贸易的需求,二是天朝的妄自尊大。

资本主义对贸易的需求作为战争的原因之一,自不待言。关于天朝的妄自尊大,在毛范体系中的论述甚少。蒋廷黻特别描述了英国使节于乾隆年间来华,要求通商与平等待遇,但遭到乾隆拒绝一事: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 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 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 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 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 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 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p. 8)

蒋认为,不予“夷人”平等待遇也为天朝日后的遭遇埋下祸根。他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与天朝的自大相辅相成的是官员的轻敌。毕竟天朝自大不是没来由的,而是真的自认拥有世上最先进的文化与最强大的实力。虎门硝烟以后,林则徐进一步要求英商出具甘结,保证以后再不做鸦片买卖。英商不答应,林则徐也毫不示弱。蒋概述当时情形:

“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 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二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 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从蒋廷黻的论述中重新考察鸦片战争的起因的话,天朝与英国应该各有一半的责任。英商的罪恶很明显:贩卖毒品。可商人总是唯利是图,指望他们自觉贩卖 健康食品本身就是幼稚的。天朝应有健全的法令阻止鸦片流入市场,在这点上,天朝倒的确有三令五申。可是北京到广州有十万八千里,而广州地方官员也是要吃饭 的,骨子里并没那么关心黎民百姓的健康,于是英商总有办法让禁烟令自抵达广州之日起变做一纸空文。新任钦差林则徐到广州,重申禁烟令。英商以为新官上任三 把火,于是置若罔闻,静观其变。不料钦差大人下令包围十三行,把外国人的住处就地变监狱。一番僵持后,英商交出全部鸦片,林则徐一应销毁。此后英国开来战 船要求赔偿损失,天朝不允,认为英国人绑腿太紧,一副行动不便的样子,天朝不用怕他们。后来的事情,就是历史了。

如果天朝的地方官员紧密团结在朝廷周围,而不是利用禁烟令中饱私囊,那么外国鸦片商人早就混不下去了,根本无须朝廷派出钦差大人使用强硬手段。如果说英商有过错的话,那就是不该在买通了地方官员后就作罢。他们应该一直买下去,直到鸦片获得朝廷颁发的质量免检称号。

读民国时期历史著作有助于理解天朝在帝国时期与周边蛮夷的关系。毛范体系在叙述历史上的天朝对外关系时,往往着重于强调天朝疆域多大、涵盖多广,顺便证明一下哪里和哪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观是有问题的。

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主权”、“领土”等概念,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产物,对于古代东方帝国来说,是不太适用的。主权概念产生在欧洲,因为欧洲经历了漫 长的割据时代,划分边界是有现实意义的。而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主权二字,说了等于没说。蒋廷黻的专长是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他把天朝的 外交政策归纳为两种:剿夷或抚夷。他说: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 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朝廷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 皇帝的册封。”

中华帝国虽然是帝国,却没有大行侵略扩张之事。边境上有几个属国,似乎就满足了。古人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蒋廷黻认为,正是这一古训贯穿了天朝的抚夷政策:

“(对属国)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

《清史稿》将中国本部以外的蛮夷分为“藩”、“属”两部,按照蒋廷黻的说法,藩属的作用就不难理解:藩是国防内线,属是国防外线,从根本上说,藩与属都是夷人之地,与中国本部是有差别的。因此,曾为中国藩或属的地区,是否构成“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十分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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